2015年5月17日 星期日

重建工黨非左右路線之爭

英國大選曲終人散,工黨大敗,領袖文立彬問責下台。事後,前首相貝理雅率先發炮,指工黨過去5年走得太左,以致大選失利。隨之以來,多名黨內精英,包括前歐盟貿易專員文德森、文立彬哥哥文禮彬都先後批評黨的路線出現問題。被視為明日之星,現年36歲的斯特里漢姆選區議員安民利(Chuka Umunna)亦在報章撰文,認為工黨應該走一條中間路線,以吸納中產選票,為未來5年後勝出大選鋪路。
以上批評,大致都指文立彬領導的工黨,太過集中批評社會不公義,而沒有帶出低下階層可透過努力,向上流動的信息,缺少一種有利營商的意向。這些過度左傾的政策,令工黨只能穩住核心票源,但失去中產階級支持,導致選舉大敗。要解決這個問題,工黨要在路線上回到類似貝理雅當年的中間偏左路線,才可以在將來奪回政權。
以上意見,當然可以給下一任工黨領袖參考。但只要我們分析敗選原因,重新走第三道路,未必能令工黨走出困局。
失去基本盤支持
首先,工黨是否已失去中產階級支持?從選前多個滾動民調顯示,工黨與保守黨的支持度一直互有領先,但相差極微。投票結果則是保守黨雖然取得超過過半議席,組成大多數政府。但所得選票百份比為36.9%,與2010年大選相約,並沒有明顯增加。相反,較為富裕的倫敦,卻出現工黨議席淨增長的現像,個別更是從原保守黨選區取得。其次,自工黨轉型為新工黨後,與保守黨的差異已經愈來愈少。即使文立彬政策較為左傾,兩黨之間在社會政策上的差異亦不見得成為選戰主題(對比是否留在歐盟、移民)。
第三,若果有留意選前多場辯論,都不難發現有多黨領袖(包括工黨、自民黨、英國獨立黨、蘇格蘭民族黨、威爾斯民族黨、綠黨)圍攻卡梅倫的情況。畫面上,當然是好像對卡梅倫不利,因為被點出多項施政失誤之處。但投票上,卻對保守黨相當有利。因為所有不滿保守黨的選民的選擇相當多,他們不一定投票給工黨。事實上,選舉結果顯示獨立黨、蘇民黨及綠黨得票均大為增加,不滿保守黨的票數分散在各個反對黨上。在英國大選的簡單多數制(First Past the Post,FPTP)下,保守黨便可以在每一個選區取得約三成多選票,便成功取得議席。而大家只要簡單比較政綱,除了英國獨立黨在移民政策上較為偏右外,其餘內容均是相當接近,而保守黨則與一眾反對黨有所不同,在工黨缺乏出色表現及電視辯論普及的情況下,反對保守黨的選票自然會散落在各反對黨,導致工導取得票數有限。
三大結構性問題非調整路線可解決
工黨前路艱難之處在於,無論是誰接任文立彬一職,都必須面對以下三個主要問題,而這些問題均是兩難及結構性,並不是黨的路線向右或向左移可以解決。
第一是蘇格蘭問題。一直以來,面對蘇格蘭人,工黨都是以權力下放(devolution)解決。簡單而言,權力下放是將涉及蘇格蘭政策的權力,由英國議會下放至蘇格蘭的地方議會。以往,工黨對蘇格蘭人的要求,均以這種方式解決。並在1999年,貝理雅治下時,建立起蘇格蘭議會(Scottish Parliament)。因此,對比保守黨,工黨給蘇格蘭人的感覺都是站在他們一邊,蘇格蘭亦是工黨多年來的票倉。
但事情直至去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有所轉變,在可能出現國家分裂的情況下,工黨站在反對獨立一方。結果,自然是支持蘇格蘭爭取更多權力的人放棄支持工黨,並導致是次選舉的結果。工黨現在面對的問題是,經過公投後,權力下放與獨立之間的選擇,前者的吸引力大減。未來十多年,未必再難以權力下放吸引蘇格蘭人「袋住先」。而不斷的權力下放,也使倫敦失去對蘇格蘭的權力。長遠下去,英國將出現聯邦化的趨勢,而聯邦制對比起權力下放及讓蘇格蘭獨立,既可讓蘇格蘭取得更多權力,亦可參考加拿大面對魁北克獨立的法案,維持國家統一,可視為權宜之計。不過,英國是否準備好成為聯邦國家亦是問題。畢竟,除了蘇格蘭有明顯要求爭取獨立外,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均傾向維持現狀。而英格蘭,本身就沒有一種作為對比蘇格蘭人、威爾斯人的身份認同。英國走向聯邦制,反而可能使英格蘭內部分化。事實上,約克郡已出現名為約克郡優先(Yorkshire First)的團體,要求效法蘇格蘭及威爾斯,成立自己的地區議會。
第二是移民問題。傳統上,反對移民被視為右派,甚至極右主張。但我們不能就此指出英國獨立黨因此分薄中間偏右的保守黨票源而對工黨有利。事實上,自90年代社會主義退潮,研究歐洲左派政黨的學者都發現,崛起的極右民族主義政黨,均吸引大量工人階級支持。原因不難理解,極右政黨均打反移民牌,指責新移民爭奪國內資源,影響本國低下階層身計。在英國,此分析亦適合使用。《衛報》早前已有報導,無論是英國國家黨 (BNP,極右政黨,對比獨立黨更強調血統論,是次選舉的有大量支持者轉移投向獨立黨,影響力已大減),或者是獨立黨,在英格蘭北部以致東南及西南部均有年長、白人、學歷較低的工人階級支持。由此可見,工黨在移民政策上,正失去部份工人階級支持。
最後黨的路線而引發起工黨的內部爭議。要像1997年勝出大選,如貝理雅、文德森所言,需要調整黨的路線。但黨走得太右,則明顯得失黨內工人階級及工會支持。只要大家沒有忘記,文立彬當年在黨內戰勝哥哥文禮彬,正正是得到工會支持。現在,當最有機會接任黨領袖,被視為貝派(Blairites)的安民利宣佈參選,黨內左派已群起表示不滿。與以往不同,黨內各左派在互聯網上佔有優勢,具貝理雅影子的安民利是否得到黨內支持成為疑問。結果,向左走,得不中間選民支持。往右走,得不到黨內左派、工會支持。而最大問題是,以上提到的蘇格蘭及移民問題,更不是調整黨的路線就可以解決。相反,對家保守黨而言,則可以名正言順對以上兩個問題作清晰的論述(反對蘇格蘭取得更多權利,收緊移民政策)。
面對以上問題,工黨若要重新執政,必須有超越以往政治光譜左與右的思考框框,並製定出一套能自圓其說的論述。否則,將面臨失去中間選民與及基本盤的支持。兩邊不討好的結果,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是次選舉出現,工黨必須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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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籍可以購買時 - 移民在後國家年代的意義

移民,對於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自80年代起,香港出現多次移民潮,身邊總有一兩位親戚、朋友移居外國,英美澳加出現多個小香港社區。然而,移民的意義在過往百多年的國際形勢發展而有所變化。筆者嘗試簡單疏理這段歷史,探討移民在當今全球化的趨勢下意義何在。

移民的定義,簡單來說是從一個地方,遷往另一個地方居住。同時,亦分為國內遷移,與及從甲國遷往乙國居住兩種。不過,這種定義似乎只適用於過往大家熟悉的時空。例如,80年代的移民潮,香港人移民至加拿大定居。

帝國年代下的移民

事實上,移民在不同歷史環境的意義是有所差異。例如,在一戰前,各個帝國尚未崩潰,出現的情況便是帝國內的人口流動,與及從宗主國(如大英帝國),遷往所屬 殖民地的現像。除了個別是獲政府派遣及經商外,不少是尋求新生活的民眾。對於新興國家,如美國,尚算有一種國家與公民間關係的概念,但對於多個帝國來說, 卻是基本不存在。例如,一名來自里斯本的商人前往澳門定居,並且落地生根。他的居住地是改變了,但「國籍」則沒有改變,他亦沒有「歸化」 (naturalisation)成為澳門人。類似情況,便不能用以上述港人移民加拿大,取得加拿大國籍的案例去理解。因此,移民在一戰前後,往往只是改 變居住地的狹義意思。

一戰結束,帝國體制被民族國家(nation-state)所取 代。但各個前帝國,如英、法、德、西、葡仍然擁有多個殖民地,在人道主義的考慮下,吸納大量(前)殖民地的人民。70年代前,多個西歐國家雖然已訂下公民 法案 (同時,與這些國家民主制度建立有關),但大多數的移民法例是相當寬鬆。相反,人口流動被嚴密控制的是一些共產國家,如蘇聯、中國。

60、 70年代,大量前殖民地獨立,多個西方國家不得不將國家涉及歸化的法案完善,重新建立國家與本地、屬地居民的關係。舉例,法國就曾是否讓北非屬地居民自動 取得法國籍與及取得國籍前需要連續居住期限引發激烈討論。英國首次限制移民則是1962年的《英聯邦移民法令》,該法令限制來自殖民地的移民。但公民的概 念在英國一直未有釐清,直至1981年推出的《英國國籍法令》才重新將本土、不同類型屬地居民的身份分類。英國公民的概念才逐漸建立,並排除以往的種族因 素。國家與公民的關係確定後,歐美多國亦就「歸化入籍」訂立指標。但這段時期,入籍要求其實相對寬鬆,計分制、入籍試等要求仍處於起步階段。

購買居留權或國籍

不過,以往由一個國家遷往另一個國家,並歸化入籍的移民模式在全球化及新興國家崛起而改變。特別是近10多年興起的投資移民,逐漸改變移民的定義。投資移民,簡單來說是透過對某國的投資(例如購買國債、房地產),從而換取該國的居留權或國籍。現時,投資移民主要分為兩類。

首 類是投資後,取得該國的居民身份。這種方式以歐洲國家為主,如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等國就提供類似方案。以匈牙利為例,現時只需要投資30萬歐元,便可 在數個月內取得居留卡,之後再過半年便可申請永久性居民身份。不過,這些國家對於歸化入籍則沒有放鬆,例如入籍匈牙利便需要不間斷住滿8年,並通過如匈牙 利文憲法知識試等要求。要留意的是,「移民」這些國家,並不是取得該國國籍,而是取得當地的居留權。港人熟悉的加拿大,亦有類似安排。透過不同方案到達加 拿大後,都是先取得永久性居民卡(俗稱楓葉卡),到滿足入籍條件,才正式成為公民。這種取得居留權的「移民」方式最近興起的原因是門檻低,例如投資款不高 (一般30-50萬歐元),與及續期居留卡而需要到當地居住的要求極低。以葡萄牙為例,需要一年平均7天便可。最重要是,特別對於個別出國難的國民,如中 國人來說,他們取得居留卡後,便可以在神根公約國自由出入。

第二類投資移民則是透過投資,直接「購買」當地護照,並同時取得當地公民身份。這種方式移民,自金融海潚後,面對國家財政危機而需要各國富人「科水」的加勒比海島國聖基茨和尼維斯 (St. Kitts and Nevis )開始。申請人只需要提供所需文件及投資,便可在一年左右取得當地護照,其間更是不用登陸當地。此方案振興了當地經濟,並得到安提瓜和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科摩羅聯盟(Union of the Comoros)馬爾他、塞浦路斯、保加利亞等效法。持有這些國家的護照,基本上可以在英聯邦國家、歐盟暢通無阻。

出 現以上移民方式,對以往傳統移民觀念造成衝擊。因為絕大部份的「新移民」,基本上都不會長時間居住在新居留卡/護照所屬的國家。對剛剛建立國家與公民關係 的國家來說,某程度是一種新挑戰,即使個別國家對通過投資移民入籍的國民不會即時賦予投票權等政治權利。特別是歐盟國家,即使在歸化入籍把關,但面對日益 增加的「新居民」,如何處理好國家與不常在當地居住的新居民、新國民之間關係、社會凝聚(social cohesion )、資源分配等問題,仍有待各國政府思考。當然,這些問題並不如英國獨立黨火魁法拉奇(Nigel Farage)說一句「退盟」就可解決。移民在新興國家崛起、與及國界模糊的全球化下,早已不是一個單純主權國之間人口遷移的問題。

延伸閱讀﹕Thomas, E, 2006. Immigration and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National Citizenship in France, Germany, and Britain. French Politics, 4, 237–265.

原文刊於Roundtable Education:http://www.roundtableedu.hk/articles/42547
圖片來源:路透社


普京經濟牌 催谷歐亞盟

5月9日,俄羅斯舉行衞國戰爭勝利日70周年閱兵,被視為重振國際威望的重頭戲。畢竟,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經濟先後多次陷入危機,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已失去昔日除美國以外的霸主地位,影響力甚至比不上英、德、法及後來居上的中國。筆者嘗試從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的經濟外交政策,檢視其在建立國際秩序的得失。
回顧歷史,蘇聯在二戰後重建世界秩序上的角色,重要性並不低於英美兩國。作為東線的反納粹領導者,蘇聯除了是取代國際聯盟的聯合國的主要組職國外,亦是重建戰後經濟秩序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議會者。蘇聯起初積極參與,只是後來在意識形態對立的情況下,沒有加入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後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擔當重要角色的機構。
二戰結束,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起初,華府曾向蘇聯發出邀請),旨在提供經濟支持,重建歐洲。與此同時,蘇聯亦推出類似的《莫洛托夫計劃》,在經濟上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莫洛托夫計劃》及後更具體化,成為一個現已被歷史教科書忽略的國際組織──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簡稱經互會)。
蘇式《馬歇爾計劃》
原則上,經互會可視作與歐盟前身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國際間經濟合作組織,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經貿往來及融合,但運作上卻被認為是蘇聯經濟的延伸,並藉此推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當中包括經互會提倡的資源再分配、特定價格交易,而各國之間的5年計劃更是互相配合,以滿足組織要求。不少學者指出,經互會的最大得益者是資源豐富的蘇聯,因為可使其5年計劃落實到每一個成員國。在意識形態對立下,經互會成員亦甚少與西歐及美國建立穩定的貿易關係。故此,除政治層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可以說是與西方經濟體處於平行空間。
蘇聯解體後,華盛頓共識大行其道,除了國內經濟改革得到美國為主的經濟學家指導外,俄羅斯更加入多個以往敵視的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G7(現變成G8)等。俄國由以往在西方陣營之外,另外建立一個第二世界的革命領袖,轉變成為後冷戰時代的參與者。這段期間,俄羅斯經濟改革雖然沒有成功,但已摒棄以往的計劃經濟,並與多個西歐大國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
上世紀90年代末,時任俄羅斯外長的普里馬科夫曾提出追求多極的世界秩序,但實際上是連普京上任初期,後冷戰秩序仍未曾改變。直至恐怖主義興起、2008年金融海潚,新興國家在國際舞台的話語權增加,俄羅斯在G20、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發聲,其影響力才有所回復。不過,顏色革命橫掃多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繼承蘇聯的獨聯體更成為各國領袖碰面的例行公事,俄羅斯不得不提出新的外交方針。當中,最為矚目便是參考歐盟成立歐亞盟(Eurasian Union)。
整合中亞國家力量
最先倡議成立歐亞盟的並非俄羅斯,而是剛在國內選舉取得97%國民支持的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他在1994年在莫斯科提出時,獨聯體國家因處於建立國家獨立性階段而反應一般。直至2012年,普京在總統選舉期間建議成立歐亞盟時,多個原本在蘇聯解體後成立的經濟組職、協定隨即整合,並且在2015年1月1日正式成立,成員國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及亞美尼亞。多個中亞國家、伊朗亦表示有意加入。
與蘇聯時期的經互會不同,歐亞盟沒有意識形態包袱,計劃經濟、控制價格、資源再分配都不在考慮之列。相反,歐亞盟主張成員國之間減少交易成本、打破貿易壁壘,做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換句話說,成立歐亞盟雖然被美國鷹派視為復興蘇聯,但其提倡的畢竟是基於經濟自由主義原則。與昔日另搞一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兩碼子事。位於遠東的中國最近大談「一帶一路」、亞投行,同樣將歐美過往成功的模式複製。歷史並未終結,但已高下立見,不同的只是莫斯科透過建立不同組織,在各國認同的經濟遊戲規則下,繼續競爭下去。
馮南樓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政治研究員)
原文刊於2015年5月2日《信報》
圖片來源: AP


出國留學「大陸化」困局

筆者很榮幸獲得編輯遨請,在此網站向大家分享一些留學、移民故事,互相交流。本文先談談出國留學,一個在教育政策10多年規擺不定下的普遍現象。
下任何決定,必然會從其目的去思考。出國留學,自然也不例外。說到留學,不少人聯想到認識外國的風土人情、文化、歷史。但個人經驗所看,這並不是必然,而且愈來愈難做到,這與近年中國人都走出去有關。
除非到一些極為偏門的國家留學,否則留學的地方,不遠處總有一條唐人街、中餐館、福建或台灣人開設的超級市場。對於早年的留學生來說, 這些社區確實能提供一個家的感覺,更重要的是在當年留學、勞工法例不清晰的日子,提供「勤工儉學」的好機會。70、80年代的學生,留在唐人街某程度上有 著先天的需要,要走出唐人街,的確不易。
自80年代起,移民與留學,就成了一個套餐。即使您的家庭沒有移民,您總能找到一個已移民當地的親戚、朋友「投靠」。對比上一代移民, 此批香港移民其實相對保守,並在不同城市建立大大小小的小香港社區,保留以往在香港的生活習慣與文化。關於這一點,筆者有機會另文討論。但可以說的是,離 開校園,回到這些小香港社區,您的生活照舊是周末到華人教會、茶餐廳與及聽四大天王和看港產片。
到近年的挑戰,自然是校園比比旨是的華人學生。最近就內地校長揚言﹕「沒內地生英國大學倒閉」,這一點也不誇張。熱門留學國家的校園 內,聽到國語的機會只是比沙田新城市廣場的少一點。個別深受中國留學生歡迎學系的課堂,如商業、經濟,更可能出現超過一半華人學生的情況。課堂前後,出現 數個伙伙團團,以國語交流《非誠勿擾》、《中國好聲音》及《甄嬛傳》的觀後感。周末,除了到商場買包包、飲珍珠奶茶外,聽說不少還會築起四方城,打過通 宵。
面對以上情況,出國讀書與北上求學無異,分別只是付出更大成本。學好的不是英語或其他外語,而是普通話。在海外校園中國化的大環境下,學生其實需要主動一點,仍是有空間接觸外面世界。
是中國人,更是一位學生
首先,學生先要跳出民族本位的思考方式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交流。千里迢迢到海外讀書,難免有懷鄉之情。要麼築起一道圍牆,終日躲在茶 餐廳突顯香港人身份。要麼過份熱情向其他學生宣傳香港或中華文化,當外國同學只是表達正在學普通話,便將三千多年中華文化、歷史習俗、孔子孟子如數家珍地 推銷。事實上,過份硬銷只會帶來反效果,更重要的是失去聆聽別人介紹他們祖國的故事。這個現象,在「大國崛起」後尤其嚴重。以觀察代替表述、宣揚,學得的 將會更多。
其次,自然是挑選一些華人較冷門的學系修讀。筆者明白,在華人社會離不開工商科,如真的考慮到將來就業問題,那麼可從選修學分入手,選修一些偏門課程。屆時,自然有走進聯合國的感覺,增加與不同國家同學交流的機會。
最後,就是多參與以議題、興趣而非民族、國家為本位的學生組織。每年開學初期,是各大學生組織招募新成員的旺季。其中,中國學生、遠東 學生(不少香港學生同學會以此命名)同學會提供不少店鋪優惠吸引同學加入。這些組織每年在中秋、新年舉行大大小小的聚會,吃喝玩樂之餘亦會對其他學生宣揚 中華文化。但問題來了,這些活動固然能解鄉愁,但花數十萬參與一些在香港年年舉辦的活動,也確實有點破費。事實上,同學應多參與一些以議題組成的學會,如 環保、反對核武擴散,或興趣,如球類、讀書會。以民族、區域作交際出發點,只會局限發展。
做到以上3點,出國留學自然物有所值。畢竟,留學期間,您的身份除了是中國人、香港人,更多時間是一位學生,一位應該追求知識、增廣見聞的學生。
原文刊於Roundtable Education (http://www.roundtableedu.hk/articles/42459)


「顏色革命」的國際化定義

長達兩個多月的香港「佔中」運動結束,各方開始重新評估事件起因及性質,當中包括港府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的《近期香港社會及政治情況報告 》與及各式各樣評論員文章。在內地,不少學者、評論家均認為「佔中」運動有近年東歐、中亞地區發生的「顏色革命」影子,更有文章直指運動本身就是一場「顏色革命」。
  廣泛意義的「顏色革命」
  「佔中」運動被指是「顏色革命」並不難理解,如部分學者指運動以黃色為主調,配以雨傘為象征,與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帶有標志物和顏色符號等極為相似。一些評論員、媒體則超越這些「表面證據」,列出外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金主、代理人、組織者的關係,說明運動背後有外國勢力操縱。再配合以上提到的內容,就是一場極具陰謀的「顏色革命」。
  考察過往,學術界其實在2000年代中起,對一連串前蘇聯及其周邊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成因、過程與結果作過疏理。我們可以參考這些研究,嘗試探討「顏色革命」的國際化定義,以此來分析中國內地和香港是否面臨着嚴重的威脅,更進一步而言,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可以此來思考如何避免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政治的疑慮。
  談「顏色革命」,還是要從歐亞交集的這塊地域談起。2000年代起,一係列曾經為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非西方民主制國家爆發了「顏色革命」,多個原本執政的親俄領導層在運動後下台,事件震驚俄羅斯。
  學術界對此曾作有系統分析,當中以康乃爾大學Valerie Bunce及喬治華盛頓大學Sharon Wolchik的研究最為著名。它們以「選舉式革命」(electoral revolution)來形容「顏色革命」,因反對派依照「選舉模式」(electoral model)將操縱式選舉儀式轉化為公平選舉,從而產生一場由不自由到自由政府的轉變。而該「選舉模式」包括結合一個具體組織及統一的反對派,並且動員媒體或境外觀察員,最後組織一場預備好的示威結束執政黨壟斷選舉。
  而前美國駐俄大使,現於斯坦福大學任職的俄羅斯專家Michael McFaul則認為顏色革命有以下4個主要元素:(1)一場欺詐的選舉作為催化劑導致選舉示威(electoral protest);(2)反對派藉一些超出憲法以外的手段,包括群眾示威去悍衛民主事業;(3)由於選舉引發起爭議,執政及反對雙方均稱勝出選舉;(4)雙方避免明顯使用武力。
  綜合以上觀點,按照國際化的定義,「顏色革命」除了群眾運動本身,亦需要有一場已舉行的選舉作為觸發點,並因選舉結果爆發群眾集會,最後導致政權易手的結局。因此,「顏色革命」在學術上的定義,其實相對清晰及嚴謹,並非信手拈來。在此定義下,「顏色革命」便很難包括80年代末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倒台前的運動,與及近年對執政當局不滿而造成的「阿拉伯之春」。
  宜思考訂立《政黨法》
  中國與俄羅斯對「顏色革命」的主流看法是: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幹涉,藉群眾運動推翻政權。由此,不少學者指「佔中」運動就是一場港版「顏色革命」,這已經給香港社會帶來了少有的衝擊,當然更令內地緊張。
  筆者認為,以內地主流看法加諸於「顏色革命」的定義上,全球許多國家已經訂立的《政黨法》便值得港府參考。
  因香港各政黨均是根據《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注冊成公司、社團,其財政來源自然有一定的不透明性。而外國的《政黨法》則在財產賬目、政治獻金、資金往來有明文規定。如此一來,所有的政黨和政治組織的來源與運作則相對透明,規避了外國介入本港政治的風險。
  屆時,若再有任何運動,是否涉及外國勢力,就會一目了然,或許不再讓兩派陷入爭論泥沼,也可彌合香港社會本不應有的分歧,更可讓內地放心,今後香港不會成為外國的「政治殖民地」。
  其實「佔中」運動的出現,讓很多香港社團的類似訴求更加急迫。筆者注意到,去年9月一些力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社團,就高調呼籲成立「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網絡資料庫」,要求律政司研究草擬《政黨法》,堵塞相關漏洞。(作者係香港歐亞問題研究學者)
原文刊於2015年1月20日大公報
圖片: AFP


消失的香港- 當我城失去承諾與常識

過去一個星期,香港又經歷了一個「最黑暗的一天」。人大落閘,對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來說,是意料之內。看新聞時,特別留意一眾民主回歸派的表情,隨了憤怒外,更多的是失望。因為,「大躍進決定」不只是訂下未來的政治格局,而是毀掉一個長達30年的承諾。
事實上,這麼多年來,不少曾期昐普選的同代人。未必每次七一都走上街頭,更對略為激進爭取民主的方式感到反感。但他們仍然一次又一次相信北京,甚至形成支持2012年政改方案的民意基礎。我開始思索為何當年的一代港人從先期望維持現狀,到後來亦接受一國兩制,相信普選最終實現。
最近,國內慶祝鄧小平誕辰或者有一點啟示。七、八十年代成長的香港人,未必每位都親身經歷文革,「搵食」遠比了解中國重要,對政治自然冷感。與此同時的大陸,則是從毛澤東年代,踏入改革開放。鄧小平的同代人,如胡耀邦、趙紫陽等一字排開,都令人寄予希望。80年代初,內地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率先大放異彩,多名現在首屈一指的導演、作家就是在那個年代紀錄紅色恐懼。及後更出現一系列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浪潮,馬列以外的外文史哲翻譯成中文,那種開放,是共和國前所未有。
香港前途問題,就是在這個背境下展開,而當年的香港人在理解維持現狀不可能的情況下,仍相信中國在政治上會逐步開放,香港最終普選。站在他們的時代背景與角度,回歸未嘗不可,亦相信了北京許下的承諾。結果,30年過去,當年所說的選舉,原來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實際上,佔中由此至終的目標對像不是年青人,而是一班相信了一個承諾30年的香港人。
除了承諾外,「大躍進」同時照出香港正失去常識。自從決定推出後,不少人力勸袋住先,更指出《中英聯合聲明》所提到行政長官通過協商、推選或選舉產生,而沒有提及普選。這種「選舉」不等同「普選」的解讀方式相當有趣,港人追求的選舉,不是公平、公正的提名權、被選權及選舉權的選舉,難道是「伊朗式選舉」?
然後,坊間還在爭論甚麼是國際標準,有沒有國際標準一回事。這令我想起留學時,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討論自己家鄉的政制、議會組成方法。不論是歐洲、拉美的同學,不過是比較總統制、議會制,多少年投一次票,瑞士一年多次公投。但輪到我說明特首、立法會選舉,就必須先心呼吸,然後逐步指出甚麼是功能組別、超級區議會議席、公司票、團體票、選委會如何組成。的確,香港的各種選舉方法,足以寫一本書說明。誠然,一轉BBC、CNN,翻開《經濟學人》,「大躍進」下的候選人不過是「only candidates approved by Beijing」。
當選舉就是普選的常識失去,繼續爭論有沒有國際標準,亦代表昔日的香港逐漸消失。因為在一個沒有常識的國度,才會爭論老人家倒下扶不扶?應不應讓座?等偽議題。


一個沒有書展的城市

關於書展,港人熟悉甚至參與其中自然是貿發局每年舉辦的香港書展,今年亳無驚喜地再破入場人數紀錄。而廣東省辦得最成功則是最近一周的南國書香節,以廣州為基地,並同時在惠州、中山、珠海、東莞等7個城市舉辦分場,在參展商及入場人數方面,一點也不比香港的遜色。不過,細看之下,你會發現缺少了全廣東,甚至全中國最愛讀書的城市 - 深圳。
先不說深圳的讀書文化,回到香港。關於香港書展的新聞、批評,在過去數年開始舊調重提。例如,場地過於擠迫、書展變了特賣場。除非要買回個別舊書,基本上有閱讀習慣的人,都懂得前往2樓書店,以8折買入新出版的圖書。在地產霸權下,每區尚有「三中商」及大眾書局進駐,普羅大眾的書仍算易買。當然,專業一點,或者外國、台灣暢銷的書另作別論。另外,香港書展另一重要節目則是作家分享會。不過,這些分享會邀請到來的作者,如果平日較少來香港的話,場區必然爆滿。即使能夠入場,那種氣氛有點像到紅館看黃子華,人頭湧湧,喘不過氣。而最近令人吹捧的誠品,亦有收縮跡象,讀書會、與書會友的節目愈來愈少。
深圳的讀書文化,如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是從地鐵開始可以看到。你會在車箱內,看見不少人拿著一包兩包剛從書城買回來的書,這或者與各大書城分佈在不同區域有關。更細心看的話,深圳人(一用此城市族群名稱,頓時有既實在又虛無的感覺,有機會詳談),不少都是拿著電話在閱讀。用上「閱讀」這動詞,自然和他們看的內容有關。或者是網絡信號既差又慢的原因,拿著手機「煲劇」的人少之又少,也不是很多人「瀏覽」微博、新聞。手機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中文字,在短短半小時的車程中,一頁一頁的翻。正當大家在討論電子閱讀器是否夕陽工業的時候,電子閱讀卻在國內的手機市場走到出路。
離開地鐵,便是書迷集中地的書城。深圳有3個主要書城和一個圖書館 (第4個,位於科學館站的去年結業)分佈在深圳市不同地方,其中兩個分別位處少年宮站及羅湖的一個處於核心地段。每逢周末,兩個書城都是人山人海,特別是兒童讀物區,家長都喜歡帶同小朋友到這裡過一個下午。
深圳,甚至是國內其他城市書店出現此情況,或多或少是中國的公共設施落後。公共圖書館基本上可能連當地人也不知到在哪,或只興建在龐大建築群市民中心的一閣,分佈在社區(如果有的話)的不多。所以,在中國的書城或書店是分擔了圖書館的功能。每次到書城,都會發現很多人席地而坐,拿著一本書靜心閱讀。事實上,即使連超市沃爾瑪也會有此情況。賣書的一區會發現很多翻看過很多遍,封面已經彎曲的書,主要原因是不少農民工下班後前來打書釘。到這些書城,像國外大學圖書館一樣,可以說是沒有裝修可言,重點基本就是一列一列的書架,「豬肉枱」數量適宜。畢竟,到書店都是為了看書,上文提到結業的書城,反而是室內設計新穎但書的種類較少的一個。
至於作者分享會更是融入當地生活,因為基本上每周舉行。除了一些商業味極濃,跟你分享投資之道、出國留學學英文的講座外,更多是文化味較豐富的小型分享會。以少年宮書城為例,有一個古希臘式廣場,一到周末,便會舉行大大小小的分享會。講者不一定是極具名氣的,而是一位剛出一本散文集的80後新晉作家,或者是二線大學剛發表了一份研論文的教授。題目不一定是「中國道路」或「反貪腐下的經濟前景」,而是小眾至「回族宗教儀式」或「古代漢字與印刷術」。現場觀眾也不一定是慕名而來,而是可能剛剛打完書釘,路過遇上便入座傾聽。即使一些小型書店,也有類似分享會,最近一間新開的「中產文青」書店,在請得人生勝利組林志穎後,亦請了一些歷史學者介紹新書。作者分享會在深圳是一件自然的事,不用鋪張宣傳,讀者、途人一會便把書吧擠滿。即使一年一度的「讀書月」活動,其實也只是將分享會宣傳集中一點,列出一些年度書單。實際上,到書城逛的話,不會特別感覺有何差異。
在這氛圍下(我拒絕用「市場」二字,原因不是俗氣,而是深圳人主要是讀書,不是買書),深圳養得起兩份讀書周刊,包括晶報的《深港書評》及南方集團的《閱讀周刊》,兩份書評並不是數頁紙,而是自成一疊。而上文提及到的「中產文青」書店,更是開設市內租金首屈一指的商場內。加上各大書城、24小時書吧,這個城市已沒有舉辦書展推動閱動風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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